杨绛的长篇回忆散文《我们仨》用文字为亲人招魂，其情可感。然而全书读来，只觉其笔法节制，格调清冷，一位学富五车历尽沧桑的智慧老人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自私与自恋、小气与孤傲，令人失望。文章折射人格，为文关乎为人。杨绛文本固多传统士子的清雅之趣，但字里行间，除了对其自身及家人充满热力外，对于他人他事，则多的是冷血而非热血；对于社会变革，多的是旁观而非参与。贯穿文本的，是一种过于显豁的贵族情怀、精英意识、名士风流，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优越矜持。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痛失爱女与夫君之后，在往事之川里的自沉、自失；一位要强的老人，在感慨老天的不公，命运的捉弄。由是全书专诉个人家事亲情，而失了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。

　　王蒙的散文随笔，本质上是一种杂拌的艺术，彰显蝙蝠的心态———一种在鸟类和兽类之间游移徘徊试图谋求最大安全值的心态。丰富多变的人生道路历练了王蒙，但察其近年文本，几无对个人灵魂的叩问，更遑论民族灵魂的叩问、知识分子命运的自省了。王蒙的处世之道，更多体现为中国传统的权谋之术，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世俗哲学。王蒙的这种人生哲学，其核心仍为东方式的老谋深算，并不具备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，某些方面甚至与“厚黑学”相通。人情练达的王蒙，主张宽容、多元、和解，喜欢兼容并蓄，试图心平气和，然而终究心难平气难和；“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”，尤其当他试图把一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化合在一起，比如把崇高与平庸化合，把神圣与世俗化合，把和解与批判、深刻与世故化合时，结果必然非驴非马。王蒙文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和解，确是一种衰老的表征，一种暮年心态的映射……

　　近年来的散文创作，经过张宗刚先生如秋风般峻厉的巨笔横扫，真个是“落叶满街”。其实，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所有的文学创作，都面临着一个“可持续发展”的问题。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，作家就如一座依靠开采资源而存在的城市。既然“资源枯竭型城市”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，那么，作家这座“矿山”，总有一天，也会面临“资源枯竭”的问题。这时候，如何成功实现“转型”，就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作家们的面前。

　　文学依然神圣？

　　话题重新回到开头。其实，《读者》和《飞天》在当下的语境中都具有象征意义。但是，当读者用1000万册和N册的订数来为“通俗读物”和“纯文学”投票的时候，不知还有哪位“文学大师”，会痛心疾首地责怪读者欣赏水平不高，格调太低呢？作家号称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长期以来，他们总是错误地低估了读者的鉴赏水平。但是，当作家们的“灵魂”经过“横扫”，也暴露出“卑微”的时候，他们为读者提供的精神食粮，能够是高雅、健康和有益的吗？他们还有资格和权利指三道四吗？

　　包括当今在内的任何一个时代，都需要神圣和崇高作为时代的价值标杆，但今日能够标榜这个价值尺度的，绝对不会是文学。

　　因此，当作家陈忠实面对媒体采访时说出“当代文学依然神圣”的话语时，我总觉得，这是当下作家们的一种哀鸣，一种乞求，一种无奈。

　　文学当年神圣过，文学在将来肯定还会神圣。但在今天，文学确实神圣不起来。

　　陈忠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，“如果连文学都要死亡，那就等于说情人之间不再相爱，母亲不要她的孩子，也没有阳光了。”陈忠实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。

　　陈忠实认为，人们对当代文学之所以有诸如“死亡”诸如“不再神圣”

　　的议论，大约是对某些浮泛文坛的玩文学的现象产生失望。“到美国坐地铁坐汽车，站前的书摊上卖着各种流行杂志和流行小说，专供长途旅行的人消遣时光的读物。旅客花小钱买一本，看看热闹和离奇，乃至荒诞不经，下车时就扔到废物箱里了。据说有一批专门写作这种读物的作家，写得快出得快，收益颇丰，却也不计较在文坛的排名。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个又一个堪称伟大的作家在美国出生。用一句话概括，不以文学为神圣而乐在玩中的作家尽可以继续玩下去，还以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仍然在探索着艺术的新的途径。”陈忠实说。

　　之所以确信未来文学前景的乐观，陈忠实认为首先是时代的进步，思想的开放，信息的流通，年轻作家可以获得诸多的思想启示和艺术形式的参照借鉴。再教育的普及和作家文化素养的奠基，都比老一代作家雄厚得多了，艺术视野更开阔，起步会更高，思想力度会更具穿透的深度，优秀的作家和伟大作品，肯定会出现，只是一个时日长短的事。

　　而对于目前一些“身体写作”“行走写作”“零度写作”等号称“有以腐朽为美，有以残酷为美，有以淫秽为美”的所谓文学，陈忠实说，只能热炒热闹一阵儿便迅速冰锅冷灶，形不成倾向。

　　他分析说，这些停息一波又起一波的写作现象，主要是一个商业利益的驱使，出版方想以此谋利，写作者也以此获得厚酬。还有“名”的诱惑，不能正道出名就想绝招歪招。

　　在回答“文学还有多大力量”这个问题时，陈忠实这样评价目前的文学作品：即使是一些被评论家叫好的作品，也仅仅只是在文学圈子里反响一阵儿，很难走向普通的非文学职业的读者群里。这样，这些被好评的作品的影响力，也只是局限在文学圈子里被评说的阁档上，对社会生活各个阶层的读者完全陌生，更谈不上影响力量的大小和有无了。

　　“文学还有多大力量是一个大的命题，不是一般艺术流派写作方法的争论问题，而是触及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东西，躲绕不过回避不得。”陈忠实说。

　　仅仅是在文学的圈子里反响一阵儿，而回避“触及到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东西”，这样的“文学”依然“神圣”？恐怕连陈忠实本人都感到底气不足！

　　我还是想用张宗刚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，同时，也是对“文学依然神圣”这个命题的回应：

　　耽于用文字营造精神鸦片，成为当下一些作家乐此不倦的游戏。面对不良的世风世相，他们非但未能提供与之对抗的价值体系，向着无知与偏见开炮，反而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情有独钟，开门揖盗，甘做其导航人与急先锋。在一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不是致力于开启民智，提举人心，而是蒙蔽视听，蛊惑人心。这样的文字，不论外观如何精美，终究都是金光闪闪的垃圾。没有批判精神的支撑导引，一切的瞒和骗，一切的虚假与伪善、腐朽与鄙陋都会乘隙而入。

　　作者应该有着良好的民主观念，稳定的人道情怀，健全的公民意识。然而当下一些作者却在随波逐流、随心所欲式的非理性状态中，使得自身原本稀少的现代意识都随雨打风吹去，彰显贫弱的思想底蕴和苍白的文化底色。尤其一些文坛名家，由于缺乏完整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观念，在他们不乏文采风流的笔下，一些陈腐的前现代价值观卷土重来。这是值得警惕的。惟有秉持崭新的现代意识，植根大众，深入时代，高屋建瓴而又平易近人地传播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，让爱、美、自由、同情、正义、信仰、尊严统统化入自我的血脉，沉淀为可贵的内质，才有可能涅槃出华美灿烂的艺术精神。